于春海：外部風險加大內需企穩基礎有待進一步強化
- 發布時間：2023-11-06 09:53:53
- 來源：中宏網
中宏網北京10月31日電 聚焦“精準施策統籌發力推動中國經濟行穩致遠——三季度中國經濟宏觀數據解讀與政策前瞻”主題，中宏論壇第四十二場在線研討會召開。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于春海應邀出席論壇并作了主題發言。
以下是于春海發言：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以來，在財政、貨幣、房地產、產業、消費、就業等方面出臺的一系列宏觀政策，以擴大內需、提振信心和防范風險為導向，宏觀政策調控力度不斷加大，帶動了經濟復蘇動能的轉強。在宏觀經濟供求兩端都出現了積極變化和邊際改善，國民經濟持續恢復向好的態勢更趨明顯。但是，宏觀經濟的外部環境日趨復雜、外部風險有所加大，內需不足的矛盾仍舊存在，內需改善的可持續性仍然值得擔憂。
在供給側，服務業的恢復尤為明顯。服務業對GDP增長的貢獻和拉動接近于疫情前水平。服務業的特性決定了其擴張主要是由國內需求驅動的，3季度消費持續修復，特別是服務消費增長較快，推動了服務業的快速擴張。工業生產呈現改善跡象，制造業生產恢復加快。工業企業利潤總額連續兩個月正增長，工業保持恢復向好的勢頭尚不穩定，9月和10月的PMI在擴張和收縮之間波動。無論是工業還是制造業，增速均低于GDP整體增速，既與今年來的消費增長偏向于服務有關，也與外需低迷有關。制造業特別是裝備制造業增速高于整個工業部門。但是今年以來，高技術產業的增速持續低于整個工業部門，這一點是值得關注的。
在需求側，促消費政策效果持續顯現，最終消費對GDP的拉動恢復到疫情前正常狀態。居民消費意愿顯著修復。這反映出，在各項穩增長政策和促消費政策的影響下，居民信心的改善和消費傾向的提升。服務零售額增速遠高于社零增速；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同比提高。這是疫情之后居民消費行為的短期調整。但是需要注意，在家庭資產負債表尚未完全修復的情況下，消費增速高于可支配收入增速的狀況是否可以持續？疫情后消費行為調整帶來的服務消費高速增長的情況是否可以持續？
固定投資整體低迷，制造業投資加速。固定投資單月增速有所提高，基建投資和制造業投資是支撐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要力量。固定投資整體增速低迷，主要受房地產投資下降的拖累。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固定投資的份額將近25%，1-9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9.1%，降幅比1-8月擴大了0.3個百分點，對整體固定投資的拖累效應比較明顯。民間固定投資依然沒有恢復正增長。在民間投資中，房地產投資占比超過1/3，如果扣除房地產投資，民間投資增長9.1%，比1-8月份加快了0.1個百分點，民間投資信心不足的狀況正在緩解。但是，其他領域的投資還不能有效對沖房地產投資的大幅下降。
對于2023年的進出口數據，無論同比變化還是環比變化，都需要注意到這依然處于疫情后的調整過程，沒有必要過度解讀。當前，我國的貨物進出口規模依然處于歷史高位，基于前兩年的高基數增速回落甚至是規模收縮，比較正常。過去兩年的逆勢高速擴張，并不是可持續的正常狀態。另一方面，延續疫情前的變化和調整趨勢，對外貿易作為凈需求力量的地位和貢獻仍處于下降趨勢。此外，全球供應鏈重構趨勢及其對全球貿易關系的影響已經有所顯現。這種變化無論是微調還是深度調整，對我國來說，都可能是對外貿易的下行壓力。在未來一段時間，考慮到對前兩年逆勢擴張的回調，以及全球貿易結構和貿易關系的可能調整，我國外需進一步擴張的動力有限。
需要關注我國對外貿易關系可能出現的結構性調整趨勢。我國占美國貨物進口份額顯著下降，這在2018年已經出現；占歐盟進口份額在疫情期間達到歷史高位，2022年下半年以來波動下降。已經出現主要發達市場上其他經濟體對我國的替代跡象。總體而言，新興市場對美出口份額上升，從中國進口份額也在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上世紀90年代以后出現的產業鏈和市場份額轉移，從“東亞-中國-歐美”三角分工和貿易模式轉向“中國-其他新興市場-歐美”三角分工和貿易模式。但是這當中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長和消之間能否對沖？相較于疫情前，今年我國占美國進口份額下降了3個百分點左右，占墨西哥和東盟等進口份額上升了3個百分點左右，但是由于進口規模的巨大差異，在這種消長變化中很可能出現的是我國總體出口規模的萎縮；二是上世紀90年代后“東亞-中國-歐美”分工和貿易模式的形成，依賴于當時的地緣政治關系緩和和地緣經濟融合，而當前面臨的地緣政治矛盾上升和地緣經濟分裂風險，“中國-其他新興市場-歐美”這樣的跨地緣經濟區域的分工和貿易模式，是否具有長期可持續性？
從外部環境看，全球經濟增速普遍下滑、經濟分化加劇，世界經濟風險加大。在新冠疫情的長期影響、俄烏沖突、地緣政治矛盾加劇、地緣經濟分裂、生活成本危機、全球貨幣政策環境收緊、財政政策退出、高債務和極端天氣等多重沖擊疊加影響下，全球經濟顯著放緩但是并沒有停滯，這反映出全球經濟的韌性。但是，2023年在全球經濟整體放緩的大背景下，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分化將明顯擴大。同時，國際貿易增速下降，貿易保護措施進一步增加；大宗商品價格再次走高并引發貨幣金融環境進一步收緊的風險；地緣政治矛盾的經濟影響，特別是地緣經濟分裂的跡象已經出現。
當前世界經濟的最大困境在于，缺乏協同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政治意愿，多邊協調和合作難以展開。近年來，無論是面對全球性疫情這一共同沖擊，還是全球經濟面臨衰退風險乃至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威脅，主要經濟體之間都沒有實質性的經濟政策協調與合作。在其背后是，在世界經濟大變局之下，世界經濟作為統一整體的運行基礎受到嚴重削弱。在國內解決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帶來的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需要強調政府作用。伴隨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不同經濟體力量對比關系的消長變化，民族國家和政府作為國際競爭主體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凸顯。面對新冠疫情、地緣政治沖突、氣候變化等不斷出現的外生沖擊，“和平紅利”和“安全紅利”不斷喪失，加大安全投資的迫切需求，同樣要求強化國家和政府的作用。
國家和政府的特性以及當前背景下的使命，其行為中體現了越來越多的非經濟邏輯，從關注絕對收益轉向關注相對收益。特定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下的行為模式，蘊藏內在的不協調、矛盾和沖突，難以形成有效的國際政策協調與合作。世界經濟整體中的不同國家和地區，國內的不同群體、不同階層，越來越關注相對收益或相對損失。面對世界經濟的困難與挑戰，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選擇并不是加強多邊協調與合作，而是推動世界經濟沿著地緣政治斷層線的分裂。甚至在地緣政治關系親近的國家或地區之間，也針鋒相對地實施具有保護主義傾向的內向型產業政策。
在政策層面，首先要為高水平開放營造更好的外部環境。產品和要素開放→制度型開放，不僅要塑造我國的內部環境，還需要塑造外部環境。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外貿和外資量的擴張和質的提升固然重要，如何改善國際環境可能更為重要。其次，從前三季度的情況看，實現年度宏觀經濟目標應該不太困難，但是最終消費貢獻GDP增長80%甚至90%以上的狀態很難持續，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的力量必須要跟進。但是，各種政策措施無法有效刺激民間投資增長，需要從短期宏觀調控思維轉向長期結構性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