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發：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契約
- 發布時間：2023-05-10 14:05:04
- 來源：中宏網
【編者按】由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財經教育分會、河北大學聯合主辦，河北大學共同富裕研究中心承辦的第二屆中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主題論壇：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專題會議日前召開。中央民族大學宋才發教授應邀為大會作題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契約》的主旨報告。現編發宋才發的報告全文以饗讀者。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向全體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向世界展示了一種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新實踐和新范式。“中國式現代化遵循現代化建設和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始終在體現公平正義原則的基礎上，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中國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具有現代化的“原體規定性”“空間規定性”和“過程規定性”。要破解現代化進程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難題，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必須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一、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基本觀點
（一）《社會契約論》強調國家是人民契約的結合體
“契約”這個名詞源自拉丁文，原本是一個反映經濟關系的專門詞匯。古老的“羅馬私法”，詮釋了訂立契約雙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以及在“合意”基礎上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使得體現契約精神的制度和法律形式變得更加清晰。當契約被賦予時代的內涵后，契約的價值便從現實的經濟效益中剝離出來，形成具有時代價值的自由精神，任何專制強權都是同契約精神背道而馳的。從分類上講，契約分為“社會契約”和“政府契約”兩大類型。國家設立的政府機構抑或相關政治組織據以確立的各種契約，統統稱為“政府契約”。社會契約是社會組織范圍內所有成員因社會抑或社會組織行動的需要，對應當遵循的基本準則達成的一致協議抑或合約。繼社會契約創始人伊壁鳩魯、霍布斯之后，盧梭出版《社會契約論》這部具有廣泛影響的著作。盧梭主張“人民自由平等”，建立資產階級的“理性王國”。盡管這個“理性王國”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但它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呼聲、愿望和要求。因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直接成為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基礎。盧梭認為國家“是人民契約的結合體”，“國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協議的產物”。正因為有了“政府契約”和個人權利的契約保障，從而形成了國家關于個人權利與義務的法律關系。即“為了把權利和義務結合起來，使正義達到它的目的，就需要有約定和法律。”為了捍衛人民好不容易獲得的權利，人民就需要依據國家法律對政府的權利和行為進行約束。在一個民主的國家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即民本位），如果政府的行為不符合甚至違背了人民的意愿，人民就有權聯合起來推翻這個政府，以實現“主權在民”而不是“朕即國家”的目的。衡量一個具體國家主權是否在民的根本標準，要看是誰在掌握這個國家的立法權。假如作為受托人的政府僭越擁有了立法權，那么，這個國家就有可能陷入動蕩不安的境地。盧梭在《社會契約論》里警告說：“再沒有什么事情比個人的利益在公共事務中發生影響更危險的了”。他認為“當政府擁有更多的約束人民的力量的時候，主權者也應當擁有更多的力量約束政府。”
（二）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內核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類存在物”，人的本質是一種社會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的勞動發生異化，勞動中人與人的關系相應地也發生了異化，資本主義私有制正是這種異化的直接產物。馬克思從論證“自由人聯合體”這個目標出發，指出要實現“人的徹底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勞動者就需要認清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本質，為徹底“廢除私有制”而斗爭。馬克思論證的經濟上的“自由人聯合體”，是徹底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會關系；政治上的“自由人聯合體”，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因此，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本質上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內核。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更高階段），實質上就是人民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精神生活的道德水準極度高尚，每個人都能夠得到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美好社會。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只有當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物質財富達到相當高的程度的時候，“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基礎。”馬克思在《資本論》這部鴻篇巨著里，把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稱之為“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恩格斯因之而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出如下結論：“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說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和最后階段，是社會主義的入口處。因而實現全體社會成員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建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人與人之間再也沒有爾虞我詐而和諧相處，全體勞動者都成為自己社會的主人，成為“自由人聯合體”的主人，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向全體勞動者承諾的一份莊重的社會契約。契約精神不僅體現為一種生活道德，而且體現為一種守法精神。契約一旦達成就會受以國家強制力為代表的法律的保護，不只是契約的簽訂不得違背法律，而且法律本身就是契約形成和實施的前提。契約精神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說話算數”，無論政府、企業組織還是公民個人，做出的承諾都是以法制為基礎的。誠實信用是契約的靈魂，只有講誠信、守信用、有信譽的政府，才算得上是誠信政府、有公信力的政府。如果政府組織和政府官員“言必信，行必果”，那么，政府公務員就會秉持契約精神辦事，企業和公民就會“重契約、守信用”。唯有形成從上到下普遍“講誠實、重信用、守規矩”的社會，才能保障政府制定的法規政策得到人們的普遍遵守，“人們的普遍守法則是衡量一個社會法治狀況的重要指標”。
（三）共同富裕的本質特征是全體人民共享美好生活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消滅剝削、消滅壓迫，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本質反映，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步的歷史邏輯。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設想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發展和運用”。現代社會是一種契約型社會，其顯著特征和突出標志是以普遍堅守契約精神為基礎，最終在社會中形成以平等、自由、公正、誠信、法治等價值理念為根基的契約文化。共同富裕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本質要求，是要讓全體人民共享幸福美好生活，它標志著黨和政府把國家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擺到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突出位置。以資本邏輯為支撐的西方現代化，是人類社會早期的現代化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是對西方資本邏輯的全面超越，開辟了一條人類走向現代化的全新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在社會主義新時代新發展階段，唯有通過高質量發展補齊民生保障存在的短板，才能有效回應人民群眾關切、滿足其對幸福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國的共同富裕是分階段逐步實現的，盡管經濟粗放發展的“數量缺口”已經填滿了，但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質量缺口”仍然很大。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沒有”的矛盾得到緩解后，“好不好”的問題就變成為聚焦點，迫切要求社會生產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換。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既是中國共產黨向中國人民立下的社會契約，也是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所在。進入新時代以來，執政黨帶領全國人民向共同富裕的美好社會邁進，為圓滿兌現國家對社會契約的承諾做出了不懈努力。到2020年底，徹底解決了困擾中國人民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美好夙愿。中國所走的共同富裕道路，是一條“普遍達到生活富足”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規劃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全體人民富裕生活邁上新臺階，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初步建立，共同富裕的政策體系基本健全。黨的二十大對2035年和2050年經濟社會建設與法治發展目標的設定，為“十四五”期間乃至更長的時間內，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和根本遵循，標志著“我國全面依法治國各項政策已經完全成熟，系統地強化了以人民為中心、擴大對外開放、全面依法治國、統籌發展和安全等方面的戰略內容”。
（四）培育與社會主義新時代相適應的契約精神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契約經濟，又是法治經濟。“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強化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市場主體自由自愿地達成和履行契約，是確保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前提。締約自由是契約精神的核心要義，體現了締約主體之間平等自由的自治規則。由于“契約”是主體之間在平等自由基礎上達成的合意，具有自由、平等、誠實、守信的基本內涵，因而新時代需要倡導和樹立“守約踐諾的契約嚴守精神”。“契約必須嚴守”是古老羅馬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私法自治的具體體現。只有在當事人協商的條款，既不違背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又不違背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前提下，法律才能夠承認其效力。即是說“契約嚴守”是契約自由精神的靈魂要素，契約關系產生的契約精神是社會主體主動、善意地遵守約定和規則，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就是尊重他人合法權益和公共利益。因此，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義無反顧地提倡和尊重契約精神，“契約嚴守”在社會誠信體系中承載著基石的作用。契約精神須臾離不開道德與法律的共同呵護，道德在社會領域里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被稱為“人心的法律”。國家法律和公民道德都是有序社會不可或缺的行為規范，法律與道德二者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誠信友善”是法律與道德兩者的核心價值觀。契約是締約雙方憑借自由意志平衡利益、協商一致的結果，傳統社會的契約精神包含了對契約的敬畏與尊重，締約者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都要以誠信為基準。“契約精神以誠信意識為核心”是由契約的本質決定的，契約的意志和利益一致性要求締約雙方堅守誠信。《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強調“要繼承發揚中華民族重信守諾的傳統美德，弘揚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誠信理念、誠信文化、契約精神”。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強調要構建“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根本目的就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十四五”期間要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狀態，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尊重契約的前提下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為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堅強支撐。新時代應當重視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追求雙邊理性的契約自由和多贏共享的契約正義精神。契約精神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本質要求，中共中央印發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強調要“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為主要方向”“力爭經過5到10年時間，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在企業家座談會上鄭重指出：“法治意識、契約精神、守約觀念是現代經濟活動的重要意識規范，也是信用經濟、法治經濟的重要要求。”不要望文生義、聽到風就是雨，看到“契約”二字就膽戰心驚地加貼資本主義的標簽。新時代新階段把權責意識教育融入契約精神培育中，有利于為契約精神的培育提供發展動力和實踐操作性。契約精神蘊含著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有必要對契約精神的淵源進行梳理，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新時代新形勢的要求創新契約精神培育。
二、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基本內涵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國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莊嚴承諾
辦好中國的事情、解決中國的問題關鍵在黨。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代表黨中央高瞻遠矚地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人民群眾不喜歡“貧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既是執政黨向中國幾千年的貧窮落后發起的宣戰，也是執政黨向全中國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歷史的腳步走到2020年底，我國14個集中連片的“國定貧困縣”全部摘帽，56個民族人民“一個都不少”的全部進入“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執政黨帶領人民為美好生活而奮斗的重要成果，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以每年減貧1000萬人口的速度和規模，提前10年實現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規定的減貧目標。徹底解決了困擾中國人民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農民群眾從此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和飲水安全有保障。進入新時代以來，執政黨又帶領全國人民向共同富裕的美好社會邁進，為圓滿兌現黨和國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承諾做出不懈的努力。從政治視角看，民富國強“就是與資本主義社會契約相對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契約。社會制度的正當性、生命力、競爭力，根本上取決于其能否充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提升綜合國力，能否讓全體人民共同過上美好生活，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走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將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提供條件，有利于充分激發全體人民的社會主義能動性和創造力，為國家和社會創造愈來愈多的物質財富，為社會主義進入新的更高的發展階段準備雄厚的物質條件。從經濟視角看，人民過上一天比一天幸福的美好生活，就是與資本主義社會契約形成鮮明對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契約的重要內容。有利于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有利于增強國家的綜合實力，保障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共同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作為當下黨和國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契約的莊嚴承諾，共同富裕實質上承載著全體人民對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盼。需要黨和政府帶領全體人民，為實現2035年的近期目標和2050年的中期目標而奮斗。（1）要努力創造人人享有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保障實現人人擁有人生出彩、實現夢想的機會。（2）要努力創造人人得到全面發展、人人享有幸福安康的條件，保障實現全體人民安居樂業、從容安定生活、社會文明發達的新高度。（3）要努力創造勞動者誠實守信、合法經營、發家致富的機會，保障勞動者高績效的勞動、人人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新境界。（4）要努力創造人人放心擁有合法財富、安心持有合法財富的法治環境，保障全體人民家庭家族財富代際傳承流轉暢通有序，人人樂享財富、樂享富裕的新境界。
（二）新型舉國體制是人民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力量之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邁入了“快車道”，在科技發展、經濟建設、民生工程、社會治理諸多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和舉世公認的成就，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力量、中國精神和中國效率。把中國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發揮舉國體制的重要作用”。舉國體制是在國家統一政令下，“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給予政策傾斜、資源傾斜和精神支持，動員和運用全國財力、物力、人力達成國家既定目標的運行機制和制度安排”。舉國體制不只是今天才有的新東西，秦始皇嬴政當年修筑萬里長城，就是很典型的舉全國之力的結果。“新型舉國體制”與“傳統舉國體制”相同的地方，就是這種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新型舉國體制是對傳統舉國體制的延續和發展，最根本的區別就在一個“新”字上，即在集中方式、力量組成和大事范圍上，有新的思路、新的動力和新的舉措。新型舉國體制既是人民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契約的力量之源，也是兌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重大舉措。尤其需要通過法治的方式和方法，把經過法治程序確定下來的共同奮斗目標，用“編制發展規劃”（如“五年發展規劃”）的方式付諸實施。只有這樣，才能使這種舉國目標獲得民意基礎和合法性保證，形成全國人民勠力同心的共同意志和發展方向。從一定意義上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推行的新型舉國體制，實踐證明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可行的實踐方式和成功模式，是兌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一種嶄新路徑，是執政黨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的重要法寶。新型舉國體制具有憲法基礎和憲法地位，由執政黨統領新型舉國體制的全局，解決重大而復雜的全局性難題，已經不再只是一種“政治運作”，而成為一種當之無愧的憲法實踐活動。今后凡屬“突破關鍵技術的重要性決策，抑或是關乎國家未來發展的長遠性決策，凡需要動用國家力量，都必須上升為國家意志，否則很難做到統籌協調。”即是說實施新型舉國體制的過程，本質上就是進行各方面利益統籌協調的過程，在資源總量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對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利益做出優先安排，這是我國始終能夠保持戰略定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中國式現代化是人民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制度優勢
現代化是一個具有既定戰略目標和特定方向、持續不斷的有序發展過程。現代化肇始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是“西方經驗”“西方化”的代名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現代化成為世界各國努力發展的共同方向，但由于歷史文化、社會制度、自然資源等方面的差異，各國設計、追求的現代化戰略目標體系有所不同。”少數依據西方現代化經驗搞得比較成功的國家，最終都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帶領中國人民歷經千辛萬苦，終于成功地解決了“挨打”“挨餓”“挨罵”三個大問題。“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不斷探索黨的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進步規律，徹底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偏見，尤其是突破了它們對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壟斷權和闡釋權，改寫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理論框架，為全世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如果把中國實現的現代化與西方國家實現的現代化做一個對比，就會發現中國實現現代化比西方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難度大得多。譬如，西歐國家現代化是以千萬人口來計算成功的，美國現代化是以億萬人口來計算成功的，中國則是56個民族14億多人口一個不落地全部進入現代化，它推動著巨大的人口從偏僻的鄉村向城鎮有序流動，從根本上解決了西部地區與東中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問題，這在人類現代化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偉大創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原始資本積累史，說白了就是一部赤裸裸地對亞非拉人民進行瘋狂掠奪的、血淋淋的歷史。資本主義現代化促進了西方國家物質文明的巨大發展，但是造成了馬克思所說的“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精神危機。中國式現代化是人民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制度優勢，是保證全體人民過上一天比一天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現代化，從根本上克服了西方現代化滋生精神危機的先天性缺陷，“不僅走出了一條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道路，也走出了一條超越西方國家現代化既定模式的新道路。”
（四）高質量新發展是實現人民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根本路徑
新時代的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的富裕，它是通過社會生產力的又好又快發展、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全體人民都過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共同富裕。衡量一個國家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是否真正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目標，判斷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所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強調要用“自由人聯合體”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為人的個性解放、為最終解放全人類開辟了道路，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人的發展的最終目標。這里所論及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既包括人的個性、能力和知識的協調發展，也包括人的自然素質、社會素質和精神素質的共同提高，同時還包括人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其他社會權利的充分實現。即是說共同富裕已經不再只是“物質生活的富足”，需要滿足人民群眾在物質、政治、文化、社會諸多方面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共同富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主張建立的不是平均主義、福利過度的社會，而是全體人民共同享有的高水準、高品位生活的社會。這種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決定的共同富裕，既不是要搞平均主義、均貧富、殺富濟貧和“走回頭路”那一套，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靠等靠要等出來的，而是通過全體人民誠實勞動苦干實干出來的，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美好生活。中國的歷史發展已經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也與時俱進地提出了新的目標要求，即需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的共同富裕的中長期目標以及目標的實現，都是與新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共同富裕不是一個急于求成在短期內就能實現的目標，必須對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路徑進行艱辛探索。有必要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在一部分地區采取“先行先試”的辦法，待摸索出成功經驗之后再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譬如，浙江省從上到下普遍重視就業與創業、產業發展與升級，尤其重視民間資本帶動就業與創業，政府財政收入能夠保持比較高速的發展，政府也有財力推行各類社會福利項目和公共服務。浙江省在解決經濟社會困難方面積累了一些成功的經驗，無論在富裕程度和獨特優勢哪個方面，浙江省都是先行先試比較成熟和合適的地區。所以，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把浙江省作為中國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的示范區，期待浙江省的高質量發展能夠成為推動和促進全國共同富裕的典范。全國各地都應當依據新發展階段的新要求，把高質量新發展的共同富裕，作為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根本路徑。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何通過改革來解放、發展和保護生產力，持續做大、做優、做強蛋糕，優化收入分配方式、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分配結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推動共同富裕在高質量發展中取得實質性進展。
（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民共同富裕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提升拓展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那天起，就胸懷實現“人類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崇高理想，自覺地履行“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契約的歷史重任，成功地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不僅有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而且有別于整個西方世界的現代化體系。我國的共同富裕絕對不是多數人受窮、少數人富裕的制度，而是通過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生產力的途徑，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和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從中國古代的“天下大同”，到近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烏托邦”，再到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自始至終都包含著實現共同富裕的夙愿和理想。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其內涵兼具現代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包含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方面的含義。14億人口實現共同富裕的成功實踐，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破天荒的偉大創舉，必將為世界上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提供選擇，也必將改寫人類現代化的世界版圖。黨的十八大倡導并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黨的十九大“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強調“促進人類進步，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黨的二十大提出要“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馬克思主義“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的豐富、繼承和發展。盡管“自由人聯合體”思想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形成于不同的歷史時期，但是兩者所依靠和憑借的力量是相同和相通的，社會主義最終代替資本主義的“兩個必然”就是根據。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的“自由人聯合體”，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目標都是要實現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人類命運共同體”致力于增進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到來之前，人類社會必將經歷一個漫長的過渡時期，無論這個過渡時期的時間有多長、情形有多復雜，“人類命運共同體”必然是最好的通途，“自由人聯合體”必然是最高的版本。在這里既可以斷言也可以預見：“14億人口實現以共同富裕為鮮明特征的現代化，既會徹底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也將顯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人類歷史上產生深遠影響。”
三、兌現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契約的根本舉措
（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民生戰略重點
在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者一脈相承、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是執政黨治國理政、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核心在于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放在第一位，歸根到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以人民為中心”做好強有力的經濟后盾。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則闡明了新發展的基本立場和價值取向，現實生活中的邏輯是多種多樣的，最根本的是要加強利益調整與正確引導。“人民性”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最鮮明的品格，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以人民為中心”是執政黨的本質特點和根本要求，是黨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根本任務。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把共同富裕寫進了黨的第三個重要歷史決議，強調“必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加強社會建設，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著一件事情辦，一年接著一年干”。新時代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接近終點的階段，也是人民群眾“富起來”之后實現現代化強國的階段。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就是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和義不容辭的責任。以人民為中心要求依托56個民族人民的凝聚力，同心同德地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把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富裕原則，作為落實民生戰略重點的總抓手，只有充分調動各族人民的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才有恒久的動力。新時代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優越性，集中地體現在預設的價值取向上，即體現為56個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共同幸福，這是兌現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根本。習近平近年多次援引鄧小平有關“共同富裕”的論述，要求黨的各項富民政策要“接地氣”“把心貼近人民”。黨的百年歷史經驗證明，共產黨依靠人民打江山、為人民根本利益坐江山、守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脫離了人民，共產黨將一事無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必須始終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著力點，不斷夯實執政黨長期執政的政治基礎。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本質要求，也是執政黨的性質、宗旨和本質的集中體現。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民生戰略重點，說到底就是讓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解決好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急、難、愁、困問題。不僅要解決當下“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現實問題，而且要解決好提高青少年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暢通向上發展和流動的通道，形成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共建共享新局面。創新發展既是新時代引領社會發展進步的根本動力，又是決定“中國式現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能否實現的動力支撐。只有在不斷推進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上，實現“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各方面創新”，才能為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強大的內生動力，才能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新時代的生產力，達到推動高質量發展、人民群眾過上高品質生活的美好夙愿。
（二）加強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制度文明建設
鄧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指出，可以設想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設想的理論價值，不在于“本世紀末”這個時間節點，而在于他提出的“達到小康水平”這個綜合性標準。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是執政黨向全體人民做出的莊嚴承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本質體現。鄧小平曾高瞻遠矚地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共同富裕既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價值判斷標準，也是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文明的顯著標志。共同富裕既需要以良法善治為依托，也需要以優良的生態環境、和諧的社會環境為條件，更需要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協調發展。由于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社會物質財富還不能滿足有些地方、有些領域、有些群體的需求，尤其是優質教育資源、優質醫療資源不均衡，從而導致干群、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較為緊張，有的甚至釀成突發性群體事件。要解決這個由社會主要矛盾引發的社會問題，需要著力推進共同富裕、實現高質量發展，尤其需要提倡公正平等、互惠共贏、理性包容的社會主義契約精神。當下的“制度文明建設是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在內的綜合性制度建設，唯有如此，才能筑牢制度根基和框架，為實現新時代共同富裕提供結構性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事實上只有極少數國家和地區，實現從低收入國家或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行列。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共同經驗是在追趕先進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注意把社會民眾的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不少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下之所以積重難返，面臨著社會階層進一步固化的社會矛盾，同樣是因為民眾的貧富差距被拉得太大。無論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民眾貧富差距拉得過大都是一種危險的信號，不僅會導致經濟循環不暢，而且必然會導致社會激烈動蕩不安。我國的發展實踐也表明，發展起來后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并不比原來不發展的時候少，只是問題的性質有所不同罷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習近平指出：“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的“第三次分配”，其內容與形式同“初次分配”“再分配”不同，它是建立在民眾自覺自愿和愛心基礎上的、由社會機制主導的資源分配，可以說純粹是各種社會主體通過慈善捐贈和志愿服務的方式，對現有社會資源進行的一種“主動讓渡”；也可以說是社會成員在制度文明的前提下，廣泛自覺地參與社會財富分配活動，實現個人對已有社會資源的一次重新配置。
（三）提升政務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水平
公共服務所具有的經濟增長效應、收入分配效應和美好生活效應，是新時代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機制。在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作用的基礎上，提升政府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水平，是兌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的最佳舉措。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樂善好施的優良傳統，譬如，漢代出現的“常平倉”、宋代出現的“義倉”等慈善義舉行為，伴隨著中華傳統文化綿綿深入人心，而在歷朝歷代延續傳承經久不衰。發展社會公益慈善事業、加大普惠性人力資本投入、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深化改革發展的重點問題。公共服務不只是具有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功能，而且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動的背景下，公共服務均等化帶來居民生活消費增長的“內循環”機制，同樣具有拉動和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功能。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對我國過去“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發展模式的修正，通過共同富裕促使發展與共享達到更高水平的平衡，以利于緩解和最終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民群眾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居民消費水平高低主要取決于收入水平和邊際消費傾向的高低。如果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太低，就會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增加居民的生活負擔，隨著未來支出壓力的不斷加大，居民只好壓縮或減少在其他商品和服務上的消費，從而導致邊際消費傾向的急劇下降。收入差距過大的結局往往是窮人沒有錢消費，而富人則是有錢不想消費，抑或不需要花自己的錢去高消費。公共服務均等化能給低收入群體提供更多更好的發展機會，促使他們提高自身的發展能力，達到更快一點提高社會底層群體和弱勢群體收入，通過內需增加實現國內大循環暢通、內需規模擴大。這也即是說公共服務的“擠入效應”，可以通過保障“國內大循環”來促進和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調節機制在這里非常重要，它能夠提升民眾參與初次分配的能力，降低農村居民公共服務支出，進而從事實上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政府公共服務高質量保障能力，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通過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等方式，“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實現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鎮居民。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2010年增長1倍，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成長最快的中等收入群體，總量超過4億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須臾離不開政府公共服務的高質量供給。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以農民工為代表的流動人口，由于無法獲得流動所在地的戶籍，其享有的公共服務與戶籍人口不均等，事實上弱化了這部分居民公平感、幸福感的提升和美好生活效應。社會保障是民生的安全網和社會的穩定器，需要進一步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健全幫扶殘疾人、孤兒等社會福利制度，加固民生兜底保障網，加快建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體系，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
（四）鑄牢共同富裕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
在我國由“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歷史新階段，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作用和價值，無論如何都不可低估。對內它關系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系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的完整實現。對外關系到中國政府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范圍和參與能力，確實具有國內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雙重意義。“中華民族不僅是一個國民共同體，而且還是一個多民族的民族聚合體”，它不同于西方“族”與“國”同構的歷史過程，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社會規模和復雜性程度，始終構成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的內在制約力。國家整合始終回避不了直面社會規模治理的難題，包括族際關系的協調、公民身份與民族身份的整合；“國家內部發展不均衡與民族傳統活動區域的高度吻合，民族地區構成現代化建設的短板，區域整合成為影響民族與國家關系的重要參數。”習近平在2021年8月27日-28日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發表了“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講話，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綱’，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只有聚焦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意識建設，高度重視56個民族人心向背和共同利益的實現，才能從根本上兌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契約，促進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榮發展。無論是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抑或是紛繁復雜地方新民族主義的沉渣泛起，始終沒有改變民族國家作為國際關系基礎性政治單元的事實，國家治理必須以實現人民性與維護民族性作為根本目標，確保穩定實現國家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和發展利益。鑄牢以共同富裕為標志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有利于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好56個民族的共同家園。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國家和享有盛譽的文明大國，還應當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上，通過國內治理的溢出效應為全球治理提供經驗和借鑒，為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和全球問題的解決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構建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中國應有的貢獻。中國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站在人類和平和文明進步的一邊，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堅持不懈地推動完善全球治理，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維護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既是執政黨踐行初心使命和履行責任擔當的過程，也是推動世界不斷發展進步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