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純智：矢志國企改革 不負新時代重托
- 發布時間：2022-11-30 14:36:34
- 來源：中宏網
中宏網北京11月29日電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國有企業作為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必須要與黨的二十大精神保持高度一致，決策應體現和符合國家意志，要勇于肩負政治擔當、經濟擔當和科技擔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財政部財科所應用經濟學博士后歐純智日前就相關話題接受本網記者采訪時表示，國有企業要把“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以及“民營企業不愿涉足但又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作為布局重點，形成資源要素整合平臺，加強優化資本布局能力，拉動社會資本跟進投資，此為國有企業的政治擔當。
歐純智認為，隨著疫情后國際宏觀環境的外在條件發生了根本性的不可逆改變，全球供應鏈正在經歷加速“脫鉤斷鏈”，這正是國有企業著力培育產業競爭力的契機，通過帶動社會資本跟進投資“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從而保持對戰略性產業和企業控制力，增強全球競爭力，此為國有企業的經濟擔當。近些年中國數字技術的研發創新能力遭遇發展瓶頸，國有企業可以通過股權投資、資本運作、基金等方式引導完善產學研創新體系，以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此為科技擔當。
國際視角解碼國企與國計民生關鍵領域
中宏網記者：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國有企業比例非常高，請您簡單介紹一下這種高比例國有企業的優勢？
歐純智：說到國有企業比例高這個問題，我們通常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只有中國的國有企業比例高，實則不然。政府強力控制的新加坡國有企業，不但規模龐大而且具有超強的市場競爭力。眾所周知，國有企業是彌補市場缺陷的一種手段，更是國家產業布局、宏觀調控的必備工具，雖然各國國有企業的運行在表現形式上各有特色，但是他們存在的核心本質都是為了執行國家意志，這一點中外國有企業沒有不同。中國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既可以通過股權控制在各行各業參與經營（內部融合），也可以圍繞國家投資導向拉動社會資本跟進投資（外部聯合）；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投資過于集中導致的產能過剩，又可以適當關注乏人問津而又對國家重大戰略具有舉足輕重的產業布局；既能積極主動地對新產業、高科技產業的進入、研發和培育發揮非常強大的引領和帶動作用，還可以在客觀上避免對國際經濟大環境的過分依賴。在當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逆全球化以及國際供應鏈斷裂重組明顯加劇的國際大環境下，具有超強市場競爭力的國有企業將敦促我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中宏網記者：請您選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世界發達經濟體的國有企業，談談他們各自的特點？
歐純智：在展開談論這個話題之前，我們先要明確一件事，就是任何事物都有其適配的環境，我們對外來事物的學習，不能一味地照搬，即便想拿過來用，也要進行本土化的改良以適應中國國情，我們要走我們自己的特色道路，但適當的借鑒和學習是必要和必須的。通過深入研究世界發達經濟體國有企業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會有一定的學習和借鑒意義。下面我簡要介紹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發達經濟體的國有企業特點。最早進行工業革命，實行市場經濟的大英帝國在近百年的時間里，私有化浪潮和國有化交替進行了三個輪回。德國國有企業即便肩負特殊使命也不能虧損，要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這一點跟新加坡頗為相似。日本國有企業掌握著關乎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命脈，在各自領域發揮巨大作用。韓國國有企業走的是政府主導型發展戰略，在不到30年時間里從一個農業國家發展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我們知道，政府代表公共性，市場代表效率，過于關注效率有可能導致國有企業公共性不足，過于強調公共性有可能導致其效率低下，二者需要權衡取舍、妥協讓步，最終找到一個平衡點。市場不是萬靈藥，市場會失靈，政府可以糾正市場失靈，然而政府本身也會失靈。所以，我們會看到有些國家的國有企業參與國計民生行業，發揮引領帶動作用，私有化與國有化改革交替出現，即一國當發現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時候進行私有化改革，當涉及國計民生的企業不足以承擔公共性的時候再進行國有化改革，就是試圖在尋找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動態平衡的一個過程。
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的中堅力量
中宏網記者：請您結合黨的二十大精神和疫情帶給中國發展的挑戰，談談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將如何實現動態協調發展？
歐純智：在我國化解“三重壓力”維護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鞏固和發展國有企業，鼓勵、支持、引導民營企業，以國有企業拉動民營企業跟進投資，積極創造有利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協調發展的良好營商環境，成為刻不容緩的時代命題。近些年隨著PPP模式的興起，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領域不再是政府的獨角戲，民營企業積極涌入勇于承擔公共責任，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具備公共組織色彩，在獲得“非暴利但可持續”收益的同時與國有企業一起弘揚公共價值，實現公共利益。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從來都不是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關系，他們是且永遠都應該是互促共榮的正和博弈關系，是兄弟。疫情后全球供應鏈迅速斷裂重組，在一些領域我們替代了別人，在另一些領域我們被別人替代，而如何“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的使命從未變得如此刻不容緩。顯然，國有企業比既往任何一個時候都更需要民營企業共同完成這一使命。由于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各方面的差異較大，二者的內部混改和外部聯合經過這些年的實踐探索呈現出不同的優勢，所以我們不能把合作的模式框死，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強融更不能搞拉郎配，只要合作與所處的宏觀大環境發展適配、雙方都滿意，那么就是最好的合作方式。
中宏網記者：請您談談國有企業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
歐純智：人類社會對公平、公正、平等、博愛、保障的所有美好期待都濃縮在“共同富裕”的理想當中。而回顧人類歷史，一個充滿公平、公正的社會并不常見，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在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拉大貧富差距。主張政府干預的卡爾·馬克思、凱恩斯、阿馬蒂亞·森、斯蒂格利茨，以及主張市場調節的亞當·斯密、哈耶克等學者都對政府干預市場的問題有過討論。從上述經濟學家的研究以及近幾百年的人類實踐來看，如果把“共同富裕”的理想完全推給市場，顯然會讓市場感覺力不從心。這是由于，市場機制的效率在于把資源交由出價最高的人手中。然而，政府不同于私營部門，效率不是政府所追求的唯一目的，追求公平、適當扶助弱者是政府的天職，傳統管理學中的直接效率、效益優先并不完全適合于政府，也不適合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服務供給，這是由政府的公共屬性決定的，而國有企業恰恰是政府的公共性在市場機制下的延伸和落實主體，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堅力量。這是由于，即便國有企業以盈利為目的（經濟擔當），但是盈利不是國有企業存在的唯一目的，其肩負的政治擔當會敦促國有企業較民營企業更多的關注公共利益、公共價值，輔助政府扶貧濟弱，其肩負的科技擔當會帶領民營企業走在時代創新的前列，以高科技帶動消費品轉型升級從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說我國國有企業大量存在詮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不是國家不加干預的市場經濟，也不是中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而是一種試圖將效率與公共性結合的一種創新機制，以市場高效配置資源為基礎，國有企業跟隨政府進行引導調節，并以社會安全為保障的市場經濟。